作為具有明確政治目的的影片，黑澤清還能在反“主旋律”，還是挺大膽的導演。對于日烏兩國的文化隔閡，導演沒有去迎合式的虛構，而且通過以往恐怖片的路數來建立起強大的疏離感。角色雖然置身于人頭攢動的城市中，卻始終顯得格格不入，這種文化因素的失語又與女主自身困境形成互文。涉及國家關系的作品，卻依舊可以回歸人物本身，且在其中找到自恰的切入點，是本片的最大成功。但也有礙于導演與角色自身的能力，創(chuàng)意雖好，卻還是沒能找到更加清晰緊密的共同邏輯，就使得以如此巨大的社會失語來共情個體人物的情感漣漪，就顯得太“小事化大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