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西伯利亞》是最終提純的影像，或者說，一部影評電影，而《托馬索》則是它的生材料，敘述，故事板，如果將前者視為后者的嵌套，費拉拉較其他元電影完整地呈現(xiàn)了焦慮是如何轉變成電影的，那么就不難理解前者在風格上為何與費拉拉的慣常風格相差甚遠。在《托馬索》中，日常生活的不可忍受成為闖入其中的distrubing畫面，或者《西》之中的嚴寒。創(chuàng)作焦慮弗洛伊德地等同于性層面的無能，他在構圖中被疏離，被區(qū)分。 威廉·達福再一次扮演了一個受難者的形象，但他所匍匐的不是《壞中尉》中的基督，而是裸體女人的腳下。Nikki則是一個不可被其Male Gaze的對象，托馬索的欲望在唯一一場親密性愛的場景中被挑逗，嘲弄，鏡頭隨著情感的深入卻向后拉，情動成為了兩具蠕動的身體，然后zoom in，又在關鍵時刻被孩子的叫喊聲閹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