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“平庸之惡”的定義中，漢娜阿倫特強調了判斷這一屬性。在可供選擇的境遇中，有一種無論立場的判斷、一種與共情無關的絕對標準在人類的正義觀中起作用。就此而言，對被迫害者的同情與對法西斯主義者的憤懣在“判斷”的原始定義中都是應該排除的異質。而同流者舍棄了這種判斷，他用來短暫抵抗法西斯之惡的是他處處留情的浪子心境（他意圖將安娜轉移到遠離教授的地方），以及被童年的回憶所擊中而做出非理性的選擇（他憤怒地自曝法西斯的罪惡）。這兩次經歷都揭示了他從未達到判斷的實質，他始終是一個心境的，而非正義的隨波逐流者。 對同流者而言，最痛苦之處莫過于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的罪愆，只是在此時，他的洞察才是最接近正義的。他同時看見了自己——一位不再受到“平庸之惡”的庇護的罪人。